当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正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通俗文学能否入史的问题，对此大多数学者已经形成共识，即通俗文学应当入史。但是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中应有一个怎样的史学位置，即通俗文学怎么入史，这仍然存在分歧。另一个问题是，对已入史的通俗文学作品应采取一种怎样的批评标准，特别是在文学已走入多元共生阶段之后。这两个问题能否解决，显然不仅仅关系到通俗文学本身的价值，它们还关乎开放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史识及其发展，关乎到研究者的文学史观的变革及其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汤哲声先生的这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研究专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也就具有了特有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
近年来几部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将部分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收入（如高教版、中山大学版），这显示出文学史家的不断进取精神。但这样的著作仍然存在遗憾，它们或是选取几位代表性的作家入史，比如张恨水、金庸等，而对其他诸多的同样为现代文学发展作出贡献的通俗文学作家关注甚少；或是将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章节“挂”在新文学之后略加提及，主次地位十分分明。这可能是因为史家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已构成一条完整的在现代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发展序列，或者是史家们苦于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研究与应用。对此，汤先生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中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著认为1902年至1920年中国小说发展中通俗小说占主导地位；1920年至1945年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是新小说与通俗小说双线发展；1945年至今是新小说与通俗小说双线合流的时期。又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这一时期新小说与通俗小说分别担当了“阅读先导”和“阅读主体”的角色。专著还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新小说与通俗小说都会成为历史的名称，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将会得到确立。继“绪论”后，专著还分章详细梳理了言情、社会、侦探、武侠四大类别小说的发展脉络。这些研究，给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资料上为文学史写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与补充。
那些已收入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新著对通俗小说的评判往往是用评判新小说的标准，这就会造成对通俗小说作品的误读。这部专著以为：新小说和通俗小说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传统两大价值体系，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文学反映，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它又生动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其蕴涵的人文精神具有现代意义。这样，不同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对它们的评判标准是相异的。在对通俗小说做了如上的分析之后，这部专著提出了文化和文学的两条标准。文化标准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展现，文学标准即写人的性格及其命运。这些标准的提出，对于客观、公正地评判通俗小说的价值，再现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这部专著的意义还在于，它对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理论以及言情、社会、侦探、武侠小说的发展脉络以史论的方式进行了梳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性研究，其论点均具有开创性，如现代通俗小说理论流变、言情小说之“海派狭邪小说”、社会小说之“国难小说”、侦探小说之本土化与孙了红侠盗小说、武侠小说从政治演绎走入江湖世界等等，这些评述均为现代小说研究中的创新论述。在评述中，汤先生还展示了一系列的新材料，这些材料是作者经过数年的奔波，反复淘洗出来的第一手资料，来之不易。大量的完备的材料的展示，使得他对于通俗小说流变历史的概括与总结更加稳健有力，也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踏实、稳健的治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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